刑法第三百五十八条第四款规定了协助组织卖淫罪的基本概念，即“为组织卖淫的人招募、运送人员或者有其他协助组织他人卖淫的行为”。调研中一些法院提出，在制定司法解释时需要明确三个问题，一是应当明确协助组织卖淫的行为人是否必须对组织卖淫行为“明知”，二是应当明确其他协助组织行为的基本范围，三是应当对协助组织卖淫罪是否以组织卖淫罪的从犯处理作出明确。关于第一个问题，经研究认为，实践中确实有一些人不知是卖淫人员而认为是运送、招募劳务人员，但实际协助了组织卖淫的情况。对此有必要明确不构成协助组织卖淫罪。关于第二个问题，《解释》将刑法第三百五十八条第四款规定的“其他协助组织他人卖淫的行为”解释为“充当保镖、打手、管账人等”。关于第三个问题，经研究认为，刑法单独规定了协助组织卖淫罪，就说明，这类行为有具体的罪状和单独的法定刑，应当确定为独立的罪名，适用单独的法定刑。既然协助组织卖淫罪是一个单独的罪名，对协助组织卖淫行为本身，也就可以依照刑法关于共同犯罪的有关规定区分主从犯。
简而言之，组织卖淫罪有主犯、从犯之分。同样，协助组织卖淫罪也有主犯、从犯之分。具体实务中，组织卖淫罪的从犯和协助组织卖淫罪行为特征有相似之处，难以区分。根据法释〔2017〕13号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组织、强迫、引诱、容留、介绍卖淫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明知他人实施组织卖淫犯罪活动而为其招募、运送人员或者充当保镖、打手、管账人等的，以协助组织卖淫罪定罪处罚，不以组织卖淫罪的从犯论处。
那么，除了司法解释所列举的为组织卖淫活动招募、运送人员或者充当保镖、打手、管账人认定协助组织卖淫罪外，实践中还有其他一些为组织卖淫提供帮助的人员，这些人介于组织卖淫罪的从犯和协助组织卖淫罪之间难以区分。今天我们提供一些实务资料供读者学习。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根据法释〔2017〕13号的司法解释，在具有营业执照的会所、洗浴中心等经营场所担任保洁员、收银员、保安员等，从事一般服务性、劳务性工作，仅领取正常薪酬，可以不认定犯罪。
组织卖淫的从犯与协助组织卖淫的区分
王欣美、李 磊（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载于《人民法院报》2019.2.14
在组织、容留、介绍卖淫类的案件中，被告人的犯罪行为有时难以界定、区分，尤其是组织卖淫罪的从犯与协助组织卖淫罪的犯罪行为与特征，可能有似是而非之处，让执法人员难以判断。司法实践中，组织卖淫犯罪人员往往利用组织卖淫罪从犯与协助组织卖淫罪的近似特征，提出自己只是协助组织卖淫，而非组织卖淫罪的从犯，给司法人员的工作带来一定的困扰。但通过司法实践与案例总结，笔者认为，紧紧抓住组织卖淫类犯罪中被告人的行为特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我们还是能为争议行为作出相应的区分认定，给被告人作出明确的定性。
一、从组织卖淫罪与协助组织卖淫罪的定性来区分。组织卖淫是指以招募、雇佣、引诱、容留等手段，控制他人从事卖淫的行为，主要体现为对卖淫人员和卖淫活动的管理及控制性。而协助组织卖淫罪，根据我国刑法规定，是指为组织卖淫的人招募、运送人员或者有其他协助组织他人卖淫行为；本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实施了帮助他人组织卖淫的行为，所谓帮助，是指行为人为组织卖淫的犯罪分子提供某种方便。从字面来看，组织卖淫罪无论主从犯，强调的是在犯罪中的组织性；而协助组织卖淫罪是组织卖淫罪的一种帮助行为。但由于立法者把此种“帮助”行为作为一种独立的犯罪加以规定，它就不再是一般共同犯罪中的帮助行为。
对比两个罪名的定性可知，组织卖淫罪无论主犯还是从犯，在控制他人从事卖淫的活动中，具有一定的管理性或控制性。管理性或控制性，是协助组织卖淫罪所不具备的，而恰恰是组织卖淫罪所具备的。
二、从事实与证据来判断。对比分析组织卖淫罪的从犯与协助组织卖淫罪实施的不同犯罪事实，确定可以掌握的差别就是被告人是否参与管理或控制的事实。总结刑事审判中卖淫类案件的事实认定，可以清晰地捋出一条差异化的脉络，即被告人是否参与涉案卖淫人员的管理或控制行为。具体管理或控制行为可能表现为参与卖淫场所的经营或管理，或是为卖淫场所提供资金、场所，或是制定卖淫行为、违法获利分成的方式以及应对公安检查的方案；也可以表现为对卖淫人员的直接管理，召集、调配、安排卖淫人员。哪怕被告人只是在集团中担任所谓的助理，但只要负责管理部分陪侍人员，就是存在管理、控制他人卖淫的行为，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五十八条所规定的“组织他人卖淫”。只要查明被告人参与上述管理或控制行为，即可认定其符合组织他人卖淫的犯罪特征；若被告人还要自称构成协助组织卖淫罪，则法院可以认定为与查明事实不符。
三、组织卖淫罪的从犯与协助组织卖淫罪的最大区别。两者的区别点在于：行为人在犯罪过程中的行为的分工。组织卖淫罪的从犯，是在参与管理、控制妇女从事卖淫的活动中发挥辅助或者次要作用；协助组织卖淫罪，则是指在组织他人卖淫的共同犯罪中实施协助活动的行为。组织卖淫罪的从犯，参与了集团犯罪中的协调管理或控制；而协助组织卖淫罪，是在有组织的卖淫活动中，依附并受命于组织者，不具有管理行为或控制行为，更不具有组织卖淫活动的主导权和决策权。
《刑事审判参考》最高院刑事审判案例768号：
关于组织卖淫与协助组织卖淫的含义，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1992年联合印发的《关于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的若干问题的解答》（以下简称《两高解答》）第二条、第三条分别明确，组织卖淫罪是指以招募、雇佣、强迫、引诱、容留等手段控制多人从事卖淫的行为，协助组织卖淫是指在组织他人卖淫的共同犯罪中起帮助作用的行为，如充当保镖、打手、管账人等。要准确《两高解答》第三条中的“帮助作用”，必须结合刑法总则的相关规定。刑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根据当前刑法理论界和实务界的一般理解，“次要作用”和“辅助作用”在具体认定时的分别是，前者本质上是一种主行为，而后者是辅行为。虽然关于“辅助作用”的表述在刑事领域不尽相同，刑法第三百五十八条使用的是“协助”，第二十七条使用的是“辅助”，而《两高解答》使用的是“帮助”，但在本质的含义上并无不同，均明显有别于实行行为的“次要作用”。基于这一分析，将协助组织卖淫行为理解为帮助犯，应当是准确、科学的。帮助犯与主行为实施者即实行犯是按照分工不同划分的，二者的根本区别在于，帮助犯不实施主行为。就组织卖淫罪而言，帮助所实施的行为不能是组织行为，否则应当以组织卖淫罪论处。
在组织卖淫活动中对卖淫者的卖淫活动直接进行安排、调度的，于组织卖淫罪的行为人，应当以组织卖淫罪论处。其中起主要作用的是犯，起次要作用的是从犯，从犯当然应当以组织卖淫罪论处。并且从犯的罪行为也是组织行为，即对卖淫者的卖淫行为直接进行策划、管理、指派，是这种组织行为相对于主要组织者而言处于辅助地位。如果不是对卖淫的卖淫活动直接进行安排、调度，而是在外围协助组织者实施其他行为，充当保镖、打手、管账人或为直接组织者招募、雇佣、运送卖淫者，为卖淫安排住处，为组织者充当管账人、提供反调查信息等行为的，则都不构成织卖淫罪，而仅构成协助组织卖淫罪。2011年5月1日起施行的《刑法修正案（八）》对协助组织卖淫罪的罪状作了一定修改，把以往的“协助组织他人卖淫的，处……”修改为：“为组织卖淫的人招募、运送人员或者有其他协助组织他人卖淫行为的，处……”其中所列举的具体协助组织卖淫行为，与上述对协助组织卖淫的理解和认定标准基本是一致的。在具体案件中，组织他人卖淫场所中的老板、领班、直接管理人员一般系组织者，其行为应当以组织卖淫罪论处。而保镖、打手、管账人、服务生一般系协助组织者，应当以协助组织卖淫罪论处。
原载刑事实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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