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代表，十三届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周光权接受南都记者专访。
“我们一方面强调纠正冤错案，但另一方面，缺乏切有效的措施防止个别基层法院、检察院无意之中办出错案”。
“多数地方刑事案件证人出庭率低于1%，有的基层法院法官，审了十年、二十年案件，从来没有见过证人。”
作为连任三届的全国人大代表，十三届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周光权今年提交的建议聚焦“刑事案件证人出庭率”问题。他告诉南都记者，这个老问题尚未得到较好解决，“司改措施千万条，证人出庭最要害，这个问题不解决，改革的实效就难以落地”。
围绕证人出庭、冤假错案防范、以及检察机关的“重塑性改革”，近日，南都记者专访周光权。
“司改措施千万条，证人出庭最要害”
南都：你今年为何会关注刑事案件“证人出庭率低”这个问题？
周光权：这其实是个老问题，可就是一直推不动。
我们一边在纠正冤错案，但一些基层法院、检察院还在办错案，有的错案可能就是因为证人不出庭、无法真正查清事实而无意中办出来的。有的案件有多个证人，其书面证词相互矛盾。这本应要求证人出庭，但都没有，这让不少案件的处理埋下了隐患。
这轮以审判为中心的司法体制改革，要证据要审判查证属实后才能定罪。很多人的证词是侦查机关取得的，当证词本身矛盾重重提交到法庭，法官未通知证人出庭质证就认可了证词，这就是以侦查为中心、“案卷中心主义”。破解“案卷中心主义”，让证人出庭是重要一环，是个实招。
我也看到一些案件，被告人确实很冤，没有证人出庭，被告人的权利就得不到保障。这几年的司法体制改革出台了很多措施，如何落到实处？改革措施千万条，证人出庭最要害，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一般性地讲“以审判为中心”“提高司法效率”，改革的实效就难以落地。
这个问题不仅涉及个案处理，更涉及到宪法在我国的贯彻和实施。作为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组成人员，我对部门法执行过程中如何真正契合宪法精神特别关注，只有这样，宪法才能“活”起来。
南都：从近年的司法实践来看，刑事案件中“证人出庭率”处在怎样的水平？
周光权：官方目前没有对刑事案件“证人出庭率”提出硬性要求，统计口径上也不重视这个问题，因此还没有一个官方的数据。
经过调研测算并得到学界业界认可的一个数据是：个别法院勉强能够到5%，多数地方刑事案件证人出庭率低于1%，有的基层法院法官，审了十年、二十年的案件，从未通知过证人当庭质证，个别案件，证人勉强来了，也未进行真正的当庭质证。这是很令人担忧的一个现实。
南都：我们关注到，这一轮司法体制改革中明确提到要提高证人出庭率，有切实的举措和变化吗？
周光权：中央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两高”文件中也讲要提高证人出庭率，需要出台一些具体的、有约束力的举措。
呼吁“两高”就证人出庭问题制定司法解释
南都：据你观察，哪些原因导致证人出庭率偏低？
周光权：这与传统的“以侦查为中心”的理念有关，审判机关对侦查、公诉机关“配合有余、制约不足”。还与不合理的绩效考核指标有关，现有绩效考核体系中，将结案率、服判息诉率、上诉率等作为考核的硬指标，让法官不愿意增加案件难度，消极地不通知证人出庭。
南都：如何破解这一“老大难”问题？
周光权：所以我建议“两高”研究制定刑事案件证人出庭的司法解释，解决证人出庭制度空转、出庭陈词被书面证言所替代、开庭审理流于形式等弊端。
这需要一系列配套措施才能奏效。包括明确证人必须出庭的案件类型、建立证人出庭权利保障配套措施等。
南都：哪类案件证人必须出庭？
周光权：主要是疑难、复杂案件以及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坚持做无罪辩护、控辩双方对事实和证据分歧极大、被告人提出非法证据排除请求的案件，证据是诉讼的基石，证人不出庭将会严重影响案件的公正裁决。
比如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坚持无罪辩护、且申请通知证人出庭的案件，还有控辩双方对事实和证据分歧极大、且一方申请通知证人出庭的案件等，这类案件都应将通知证人出庭作为“硬指标”，强有力地推进证人出庭制度的落地。
南都：这会不会带来很大的工作量？
周光权：这种担心是多余的。我国每年刑事案件大数是100万件，其中有85%到90%都是轻罪、被告人认罪认罚的，相对简单，不需要证人出庭。剩下15%当中，还有一些事实和证据都很充分，法官完全可以判断。 算下来，真正需要证人出庭的案子，全国一年只有几万件，并不太多。
“冤假错案防范体制机制有待完善”
南都：司法体制改革这几年，有没有较好地搭建起防范冤假错案的体制机制？
周光权：司法人员观念改是这轮改革最大的一个收获。
这一轮司改从纠正冤假错案，到推出司法责任制、终身追责等改革举措，对司法人员的观念是个冲击，知道要注重防止冤假错案，如果发现疑点，判不下去的就不要勉强判。我们也看到，改革以来有的地方遇到存在争议分歧的案件，检察机关敢于不起诉，法院也敢于不判。
但遇到一些社会影响力特别大、特别极端的案件，是不是能够很好地防止冤假错案再度发生？还得打个问号。换句话说，防止冤假错案的体制机制建设已有进展，但还需要进一步完善。
南都：哪些方面仍有欠缺？
周光权：我所说的证据制度就是个大问题，这是刑事司法改革一个很重要的抓手，踏踏实实把这个问题抓好，该出庭的证人必须通知出庭，当庭充分质证，确保案件质量，这才是真正的审判。
另外，现在有关冤假错案防范都是从司法程序上来讲，但实体法上的观念转变也挺重要。
我们的刑法观会先考虑犯罪人主观想法，再去取证。所以防范冤假错案，需要程序上和实体上形成合力，实体上的刑法观念需要转变。
“捕诉合一”有望降低审前羁押率
南都：你曾先后挂职担任北京市检察院第一分院副检察长、最高人民检察院公诉厅副厅长。过去一年，最高检经历了“重塑性变革”，你如何看待改革效果？
周光权：去年最高检的改革，主要有三方面原因。
一是检察机关内部业务不平衡：长期以来，检察机关刑事业务特别是批捕公诉、打击刑事犯罪的很强，民事监督和行政监督相对较弱，检察机关与“法律监督机关”的宪法定位不匹配。
第二点是检察干警等人员发展的需要。机构里一部分始终是短板，如果不改革，人员的能力依旧成问题。
很重要的一点是反贪污反渎职侵权的职能转隶到监察委后，检察机关自身需要寻找转机，它需要全方位发展业务，做大做强。
南都：最高检内设机构改革中，一大举措是“捕诉合一”：一位检察官同时负责批准逮捕和提起公诉。对此，外界存有担心：谁来监督他权力行使是否任性？
周光权：检察院从原来的捕诉分离到现在的捕诉合一，肯定会有一定争议，但我觉得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捕诉合一也有提高队伍业务素质的考量。改革后打通了业务流程，检察官从批准逮捕时就要评估这个案件能不能在法庭上诉出去，让法院接受。这对检察机关人员业务素质是一种锻炼。
它还有可能有助于降低审前羁押率。很多案件中犯罪嫌疑人原本不用羁押，但现实恰恰相反，是以羁押为原则，不羁押为例外。捕诉合一后，批捕的检察官要负责向法院提起诉讼，他们在批捕的时候就需要考虑：法官能不能判得下去？如果判不了，是不是可以不批捕？这样，批捕率就有望降下来。
它还能倒逼公安机关提高侦查水平和证据质量。一位检察官要从头到尾负责批捕、起诉、后期的审判环节，他清楚案件有什么不足，这样可以倒过来要求侦查机关提高调查取证的质量和办案水平。
原载刑事实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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